宗绪升对话王明博士
宗绪升：王明兄，请以你的博士论文为例，给我们的读者分析一下你做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过程及步骤。
王 明：宗老师您好，感谢您的采访。下面我就我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向读者朋友作简要的分析。一篇博士论文工作首要的就是选题。选题对于博士论文来说极为重要，如果方向选不好，或者所选方向不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那么后续的工作是更加困难的。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大概历经了近两年的时间，中间也曾变换过几次方向，最终将论文题目确定为《晚唐五代书法审美精神的嬗变》。选取这一方向的原因是经过对目前书法学界对中国书法史以及书法美学研究深度的把握，发现在我国古代书法研究中，从先秦至明清，历代书法均有其独特的面貌与成就，对先秦、魏晋、汉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断代史也早已成书。然而，在历代书法研究繁荣的同时，晚唐五代书法的研究仍然显得十分薄弱，至今尚未有以该时段为一整体的书法论著。晚唐五代的历史丰富性和目前学界的关注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就书法的发展而言，目前关于晚唐五代书法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书家个案和几位草书僧的研究上。然而，这一历史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特别值得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晚唐五代书法审美精神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书法史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题目确定好了就是资料的搜集与论文的书写了。资料的搜集与占有关系到论文的研究深度，所以尽可能多的搜集资料是论文写作的前提条件。在论文的研究方法上我主要是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法。仅从书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晚唐五代书法审美精神的嬗变显然是不全面的，这就需要利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社会学等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晚唐五代社会转型期的书法审美精神这样进行专门研究十分薄弱的课题，如果不是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无法予以解读。其次辅以文献研究法和书迹资料研究方法。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就可以开始论文的写作了。我的方法是先反复推敲，确定好论文的大纲，具体到每一个小节。将大纲确定好以后就按照大纲分章节写作，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会根据想法的转变以及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对论文做一些调整。先集中精力将论文的主体成形，再对论文进行反复修改，最后形成论文的最终形式。
宗绪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如何突破的？
王 明：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搜集。我所选择的晚唐到宋初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资料零碎且散落，搜集起来难度特别大，这也是这一时段书法研究最薄弱的主要原因。我是先从正史中筛选相关的文献，然后再从唐宋笔记中搜集。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我的导师钟明善教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不但将他自己的藏书让我大量翻阅，还指导我到各大图书馆去查古籍文献。当我在陕西师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到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牒状写本的时候，那种兴奋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晰。这些资料不仅让我在《敦煌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论文，也为我博士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书法实物支撑。
宗绪升：唐代书法的主流审美观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主流审美观在晚唐五代时期处于尴尬的境地？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裂变？
王 明：唐代书法的主流审美观概括的来说即是崇尚法度与神情的浪漫主义书风以及“中和”的美学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唐代书法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盛唐的一去不返和晚唐社会的动荡不安，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趋向也逐渐的发生着转变。众所周知，晚唐五代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在这段时期能长期在朝廷做官已是不易，即使在朝为官，也被复杂的党争和层出不穷的事变磨砺的毫无品格。盛唐气象已一去不返，中唐士人还企图复兴唐朝的政治理想与强烈的使命感至此也已消失殆尽。加之唐末五代的社会现实，虽然有些文人在年轻时也有报国之志，但是残酷的现实，逐渐磨灭着他们的理想，直至绝望。由此带来的更多的是消极避世的心态，从而将注意力转向个人生活。
宗绪升：请举例说明“颓废审美风格”。
王 明：“安史之乱”使中晚唐政治、经济陷入两难的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盛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心态被晚唐忧患重重的现实之思所取代；士人心态也由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与开拓转变为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审美上那种豪放的阳刚之气也被纤柔细腻、好异尚奇的阴柔之风所取代，一切都体现出晚唐五代颓废审美风气的涌现。晚唐五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士人们的顺时听命、享受娱乐，催生了市民阶层文艺的生长。城市生活的不断繁荣发展，大量新的文艺形式为了迎合市民口味而迅速传播开来，如俗讲、传奇、词等。与广大农村“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的衰败荒凉相比，时称“扬一益二”的都市却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繁华与颓废。南方的经济结构和南国风韵，都深深的影响了北方士子。他们忘记了燕赵悲歌，沉迷于吴侬软语，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随之改变。温柔绮靡的颓废审美趣味逐渐成为社会审美主流。
宗绪升：“逸格象外”是怎样的美学观？
王 明：“逸格象外”的美学观是我在论文中总体关照了从唐到宋书法审美观的变化中总结的，也体现出了一种美学观的过渡，原因是与社会形态分不开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南北转移等因素之影响，盛唐审美理想开始发生裂变，到晚唐时期，这种裂变开始转化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这便是由外而内的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注重内在精神表现，重视写意、缘情审美理想的崛起和确立。而这种裂变与转化，不仅是唐代社会审美精神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以中唐为界由前期向后期的转折和嬗变。这也就是凌继尧先生所称的“批评思想史的‘唐宋转型’开始形成。”而这种转型在理论建设方面表现为对前期艺术批评观念的审视和总结以及后期艺术批评思想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其中心任务，是围绕着“逸品”、 “韵味”和“意境”等范畴对新的审美理想的探索和追求。“逸品”在中国书画理论批评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逸”字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逸”很早就代表了一种自然、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同时“逸”又代表了隐逸文化传统，自汉代以来，隐逸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晚唐五代时期，文人隐逸更是成风。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大量文人选择遁迹山林，追求自身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在艺术层面，技法成为次要的，而表现“逸气”成为重要的审美追求。所谓的“意象”即是不注重外在形式，而更重意境营造和意趣表现的美学观，这一美学观经晈然、司空图的大力宣扬，成为晚唐至北宋最重要的审美趋向，最终形成了宋代书法崇尚意趣的美学洪流。
宗绪升：佛教文化对晚唐五代书法有怎样的影响？
王 明：最重要的便是佛教思想的转型与禅宗思想的崛起。伴随着禅宗思想在文人士大夫生活及思想上的渗透，在艺术审美情趣上表现出明显的禅宗倾向，在书法领域，禅宗与书法更加契合，草书成为表现禅意最好的艺术形式。因此，晚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草书僧，《宣和书谱》收唐代僧人书法15人，除释智永和释怀素之外的13人皆为晚唐五代时期，可见，这中特殊群体的出现也是时代使然。他们的艺术实践，不但确立了禅宗书学观，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书法审美精神的转向。这一时期主要的书法美学精神，即表现为对禅意的追求。正如熊秉明所说“那是棒喝顿悟式的活动，利剑一斩,妄念俱绝,是直截了当的当下表现,这一种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禅境”。
宗绪升：请简述一下五代时期的敦煌牒状写本的概况，是怎样的风格？
王 明：牒状写本主要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文书，其中包括属于官方的诏、敕、律、令、告身、公验、表、笺、状、判辞、田薄、财会账历、百姓呈送的牒状等；属于民间或私人的文书契约、遗书、分户书、什物抄、账历、放良书、放妻书、悼文、邈其赞、碑志、社邑文书等等。根据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统计，五代时期有明确纪年的汉文写本401卷/本，敦煌遗书中的牒状写本也多集中在唐末五代这一时期。这些牒状写本以其率真浪漫的笔调、多种多样而又丰富多彩的章法形式，成为唐宋之际书法转折期的一大亮点。
宗绪升：如何评价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王 明：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为国内的书法研究者开启了一个视角，他用西方研究者理性的学术训练将“重情”、“重意”而略显涣散的中国书法理论整合起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他将这一体系细分为“喻物派的书法理论”、“纯造型的美”、“缘情的书法理论”、“伦理派的书法理论”、“天然派的书法理论”、“佛教与书法”七个部分。从每一部分的命名就能看出他打通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美学间的壁垒，以极具逻辑性的体系呈现了中国书法深层的美学价值。
宗绪升：请简单地谈谈你博士毕业前后的生活状况，谢谢！
王 明：四年半的博士生活，对我来说是极宝贵的。虽然每天都是青灯黄卷，生活单调枯燥，而我却乐在其中。最大的收获是静静的读了一些书，也让自己沉淀了许多，少了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多了些对学术、对古人、对传统的敬畏。毕业后，我给自己放了长假。也许是我确实需要停下来放空一下自己了，每天的生活依然单调，就是读书、写字、喝茶；毕业前后的诸多想法也在每天的喝茶、写字、冥想中被坚定或者否定，经过了诸多事后，想让自己慢下来，慢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谢谢！
